华西医院院长自杀当天或受压力

石应康

　　核心提示：石应康的同学及同行不仅知道石应康的做事风格，而且还知道他不怕死，“我猜想，多半是当天有人给了他压力。”从公开渠道上看，石应康接受过两次审计，但审计结果均未公布。有消息称，石应康之所以能够撑到现在，是因为有某些领导庇护。曾有华西的工作人员向同行炫耀石应康的能力，“我们石院长能力大，李春城和魏宏都倒了，他却没有任何事情。”共识网也头条推出过署名文章，提到“在石应康当周永康保健医生、如日中天的时候，我看到了他的张狂与忘形，并亲自提醒过他约束自身行为。” 

　　5月11日早上，石应康像平常一样与妻子告别，说是去上班。然而他并没有下楼，而是从他在8楼的家上了20楼——他95岁的母亲就住在这一层。平常的时候，整日忙碌的石应康也常常会到楼上来看看母亲，坐一坐、歇一歇便离开。这段时间，母亲和保姆去了老家重庆。所以，石应康这一次并非来看母亲，而是要完成一次和任何人都没有诀别的陨落——从20楼一跃而下，结束了自己65岁的生命。

　　事后有人在石母的住处发现，地上散乱地丢弃着二三十个捻灭的烟头。患有多年糖尿病的石应康解下了一直携带在身上胰岛素泵，把它留在了房间里。

　　“他的脸非常完整、干净，也没有缝针，这说明他是仰着跳下来的，他在表达一种意思——死也不低头。”在给石应康的遗体整容的时候，唐玲丽就守在旁边。她的这种解释不仅出于一名有经验的骨科医生对人体创伤姿势的了解，而且还因为她和石应康是四川医学院（后更名为华西医科大学，2000年并入四川大学后改称四川大学华西医学中心，华西医院为其附属医院暨临床医学院）74级的同学——石应康是班长，唐玲丽是团支书。

　　“干这一行的，如果想要离开的话，可以选择很多方式让自己保持完整，并且不痛苦，他为什么选择这种方式？”作为医生，唐玲丽谈起老同学的死有超出一般人的冷静，但她也有无法解开的疑问。

　　“石头”坠落

　　和唐玲丽一样，所有认识石应康的人都觉得这一切来得太突然。

　　5月10日，也就是他去世的前一天下午，石应康主持了华西医院管理研究所的所务会。和往常一样，他满怀激情地讲述了自己在医院管理上的心得和新思路，还向众人分析了未来发展可能面对的种种困难。会议一直持续到下午五点半。临近结束的时候，几个学生约定在第二天预答辩结束后和石应康一起吃饭，他当即答应了这个要求。

　　然而，5月11日中午，石应康没有应约出现在饭局上。学生们从12点等到下午一点多，在等待期间还特意给石应康加了菜，同时给他打了许多次电话，均无人接听。参与当天聚餐的一名学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石老板是个非常守时的人，跟人约定的事情他一定会按时做到。”有人隐约觉得，石应康可能出事了！

　　被学生称为“石老板”的石应康2013年卸任四川大学华西医院院长，但他仍担任华西医院管理研究所所长。从1993年开始掌管华西医院始，任期长达20年，石应康也因此成为中国公立医院任期最长的院长。因为在医疗改革和医院管理方面的成就，有人将他称为“中国医院管理教父”。

　　这一次，石应康爽约了。正是在学生们等待他共进午餐的那段时间里，他在抽掉了二三十支香烟以后，最终做出了决绝的选择。不久，学生们就得到了他死去的消息。

　　5月11日23:50分，华西医院通过官方微博宣布：该院前任院长、中国著名卫生政策与医院管理专家、著名心脏外科专家石应康教授，于当日下午不幸辞世。

　　实际上，从发现石应康跳楼身亡到最终发布上述消息的十多个小时里，华西医院试图说服家属将他的过世归结为“健康问题”，但这样的想法被石的家人拒绝。在医院官方发布消息之前，当天晚上19:58分，石应康的女儿、华西医院肾内科副教授石运莹就在她的朋友圈和微信群里写道：“他心凉了，厌了，想走了。”“勤勤恳恳为华西奉献20年，换来的是这样的结局，不得不说是社会的悲哀，制度的悲哀。”石应康的妻子王兰兰也称：“他选择离开的方式就是他的性格。”

　　然而，石应康最亲密的家人的这些说法并不能解除外界对他的死的疑惑。

　　在逝世的前一周，石应康的时间表还像往常一样排得满满的。就在前几天，他还去了唐玲丽学生所在的社区医院视察，推广分级诊疗的事情。这是他卸任院长之后的重头戏之一。

　　5月4日，石应康赴北京参加了“十二五”规划课题的结题答辩。在他回到成都以后，5月8日，“2016年大数据背景下的医疗运作与物流管理国际研讨会”在四川大学举行。作为大会的第五个发言者，石应康报告的主题是“三级医院推动建设分级诊疗体系”。在报告中，他分析了分级诊疗体系的参与要素；全科医疗的特点；全科医疗与专科医疗的区别与分工。最后，结合华西医院推动区域分级诊疗的经验，提出了一些建议。他的演讲获得了一片掌声。

　　会议结束后，石应康参加了合影。穿着灰色西服的他坐在第一排中间偏右的位置，双手交叉放在腿上。周围的人没有谁能够想到他三天以后的结局。然而，这却是他最后一次出现在公开的照片里。

　　谈起几天前与导师的最后一次见面，已是华西医院心脏外科主任的郭应强双眼哭得通红。那天，郭应强向偶尔回到心脏外科的石应康“显摆”了一下自己最新的技术突破。听完之后，导师破天荒地拍了拍他说，“你现在终于长大了。”这让等着被“挑刺儿”的郭应强颇为意外——他已经习惯了导师对他“失败时狠狠地骂，成功时轻描淡写地肯定”的风格。“有时候我觉得手术设计很完美，他还是会骂我。但那天他真的夸了我，我不知道他是怎么了。”

　　唐玲丽不仅知道石应康的做事风格，而且还知道石应康不怕死，但绝对没想到他会选择这样的方式。她记得，1975年，他们和一众同学被分配到基层实习。有一天，他们宿舍隔壁的一栋农房着火了，大火迅速燃烧起来。石应康爬到房顶，将同学们递过来的水一桶桶地浇下去。那间农房有三米多高，唐玲丽在下面看得胆战心惊，大呼石应康的小名，“石头，石头，你下来！快下来！”

　　“他就是不下来，他是真不怕死啊！”提起当年的情景，唐玲丽觉得仿佛就在眼前。尽管如此，她如今也解释不了石应康的死。“我猜想，多半是当天有人给了他压力。”

　　家世轮回

　　5月15日，石应康遗体告别仪式在成都市东郊殡仪馆举行。从上午八点开始，来悼念的陆陆续续有超过5000人，主要包括他的同学、亲友、同事以及患者。

　　唐玲丽是随第三拨人群进入悼念大厅的。据她估计，整个四川医学院74级的学生来了接近三分之一。看着石应康的遗体，她又想起初次见到他的时候：穿着蓝色的布褂子，背着一个黄绿色的军用包，边走路边啃馒头。“长相一般，个头也不高。”

　　石应康在同学中的威信很高。每次病例讨论的时候，只要他确认的问题，很少有人会提出反对意见；遇到什么难题，同学们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找石应康。甚至连老师都分外偏爱他，凡是有手术，都会将石应康安排为第一助手，而其他的同学往往只有站在旁边看的份儿。

　　唐玲丽解释说，“他来自医学世家，在我们什么都不懂的时候，他就立下了要做胸外科医生的目标。他就像我们74级的一面旗帜。”在当年那些从农村或基层推荐上来工农兵大学生中间，石应康是让他们仰望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石应康非同寻常的家庭背景。

　　在当天的遗体告别大厅里，石应康的遗像两侧挂了一副巨大的挽联：“来去皆雄杰彰石门刚烈风骨，俯仰无愧怍建华西不朽勋章。”这不仅是对石应康的悼念，也暗含了对他的家世的一种概括。

　　祖籍福建的石应康于1951年5月21日出生在上海，他的父母是在上海解放前夕乘坐最后一班军用飞机从台湾飞回大陆报效祖国的。石应康的父亲石美森毕业于国立上海医学院（后更名为上海第一医学院，于2000年并入复旦大学），并供职于该院儿科系。作为知名的儿科医生，石美森1958年“响应国家号召”转赴西南地区工作，加入重庆医学院（今重庆医科大学），并成为该院儿科学院的创始院长。

　　石应康的母亲凌萝达是妇产科名医，她是国内“头位难产”及“头位分娩”方面理论与实践的开创者。

　　石应康的大伯石美鑫则是著名心胸外科专家。曾担任上海第一医学院院长，并负责周恩来等重要领导人的保健工作。

　　除此之外，很多人所不知道的是，石应康的另一个伯父石美瑜曾任国民政府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庭长。罪大恶极的日军战犯谷寿夫、酒井隆，“百人斩”杀人竞赛者向井敏明、野田毅等都经他审判，并最终伏法。

　　王兰兰是石应康的结发夫妻。和石应康同是重庆医学院子弟的她，后来成为华西医院实验医学科主任、博士生导师。在石应康遗体告别仪式上，王兰兰看起来十分哀痛和虚弱，走到哪里，都要有人搀扶着。作为与石应康青梅竹马的伴侣，这已经是她第二次目睹石家“顶梁柱”的坍塌了。

　　就在50年前的1966年，“文革”一开始就强烈冲击到石家。由于不堪众辱，石美森自缢身亡。当时，石应康才15岁。而实际上，他几乎从不在公开场合谈起父亲。如今，石应康宿命般的结局，让很多人重新提起石美森的遭遇。而95岁高龄的石应康母亲凌萝达远在重庆，迄今还不知道丧子的噩耗。告别仪式后，石应康的骨灰被送到青城山寄存。本来，青城山有石应康为父母买好的墓地，石美森就葬在那里。

　　石美森除了医术高超之外，也是一名很好的医院管理者。在复旦大学附属儿科医院编纂委员会编写的《厚德尚学，精医济世》一书中，有对石美森在医院管理方面才干的记述。当时，石美森提出，创建国内外一流的儿科医院，单纯从医疗上有所提高还不够，必须加强医疗、科研、教学及优秀人材的培养。而许多年后，石应康对华西医院管理的基本思路与他父亲的主张如出一辙，而且卓有成效。

 

　　石应康的突然离世，震动了整个华西医院。一位医生说，当听到石院长逝世的消息时“眼泪不由自主地夺眶而出”。还有人称，石应康是华西的“旗帜”“舵手”“是迄今为止华西最伟大的院长，没有之一”。然而，对于石应康自杀的原因，所有人都对这个巨大的隐秘闪烁其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