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合无用”还是“印度无用”？
作者 | 毛雅欣 南亚研究小组成员、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研究生
2027年，印度即将迎来加入上海合作组织十周年。然而，十年未满，印度战略界“上合无用”的论调却早已甚嚣尘上。
持此论者认为，印度“入会”时的战略设想正同现实利益脱节——中国日益占据主导位置，印巴矛盾长期悬而未决，地理阻隔和过境限制仍横亘在印度与中亚国家之间，此外上合成员国也无法替代西方国家为印度提供资本、技术和市场。循此逻辑，上合组织最大的作用是确保印度不在中俄巴互动中失语，不在中亚事务中缺席，也不在地区秩序塑造中缺位。
2026年上合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前夕，印度知名专栏作家拉贾·莫汉（C. Raja Mohan）先后发表《印度暂与美国站在一起》和《上合组织对印度效用递减》两篇文章。文章试图向美西方“证道”：印度参与上合组织，并不意味着认同一个以中俄为中心、带有反西方色彩的地区秩序。
印度的“上合无用”论建立在一套高度以自身为中心的衡量标准之上。但若参与动机主要是为了保留在场权、接触权和否决权，而难以充分认同并积极塑造组织的共同理念与合作议程，那么需要真正追问的，便不只是上合组织对印度的效用，更是印度对于上合究竟有何用处。
审慎入局，有限“在场”
印度对加入上合组织的态度经历了从冷淡观望到审慎入局的转变。
冷战结束后，印度更重视经营对美关系，并关注美国围绕阿富汗和中亚提出的“大中亚”战略构想。2005年成为上合组织观察员国后，印度多以部长级代表出席相关会议，行政级别低于其他观察员国。
推动印度“入会”的主要是四方面动因。
一是美国决定从阿富汗和中亚撤军，地区极端势力向南亚外溢风险上升，印度希望借助上合平台加强地区安全合作，以提升应对安全压力和本土反恐挑战的能力。
二是出于地缘政治考虑，为制衡中国的影响力，防止中国在中亚“一家独大”，同时拉近与俄罗斯的安全合作关系，并防范巴基斯坦力量壮大。
三是服务印度“连接中亚政策”（Connect Central Asia Policy），发展同中亚各国的关系，提高互联互通水平，尤其是推动与伊朗围绕恰巴哈尔港和国际南北运输走廊等基础设施的相关布局。
四是服务于印度战略自主诉求，强化其作为国际秩序塑造力量和崛起中的全球强国身份定位。2017年获得正式成员国地位后，印度除参与上合地区反恐机构（RATs）相关合作与联合演习外，还积极拓展创业创新、科技人才、传统医学、数字发展和人文交流等领域的议程和机制建设。
然而，面对上合组织安全、经贸等核心议程，印度却表现得有所保留。
一方面，双边关系定位持续削弱印度对上合多边合作的投入。
印巴矛盾长期影响印度在上合组织内的反恐合作，如2023年印度主办上合外长会期间，苏杰生强烈反驳巴基斯坦外长对印指责，称其为“恐怖主义产业的代言人”。同年的领导人峰会上，莫迪也借“一些国家利用跨境恐怖主义作为其政策工具，并为恐怖分子提供庇护”之语暗讽巴基斯坦。2025年，印度又因上合防长联合声明中只字未提新一轮印巴冲突而拒绝签名。
中印关系紧张及上合成员国与西方国家关系的起伏也是影响因素。2020年，在新冠疫情和中印边境紧张交织的背景下，印度退出了包括上合成员国在内的“高加索-2020”联合军演。三年后，印度首次担任轮值主席国，却以视频方式召开领导人峰会，将两天议程压缩为约三小时的线上会议。次年，印度则由外长代为出席阿斯塔纳峰会，意在避免与中国和俄罗斯直接互动。
另一方面，印度在经贸和互联互通议题上也难以同其他成员国形成充分共识。
印度希望借上合平台扩大与中亚国家的经贸联系，却始终未支持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并强烈反对经过克什米尔争议地区的中巴经济走廊。2023年，印度又以《2030年经济发展战略》充斥过多中国式外交表述和概念为由放弃签署该文件。
总体看来，印度一开始便带着审慎的眼光评判上合组织，在“入会”前长期观望，“入会”后有限参与，维持有限度的“在场”姿态。
身在南方，心系北方
更进一步看，印度在上合组织中的角色始终充满矛盾。
首先是身份与立场的背反。
上合组织根植、心系于全球南方国家，是南南合作的重要支柱。印度长期自诩为全球南方的引领者与合作伙伴，却始终警惕上合或有一天滑向“反西方俱乐部”，担心中国联合俄罗斯、伊朗等国结成“轴心”，塑造替代性国际秩序。对此，印度不仅力证“民主印度”的存在本身就是上合是“非西方”（Non-Western），而非“反西方”（Anti-Western）性质的最好例证，还不断强调“在场”并不等于立场，即印度可以在推进国际组织改革上与中国达成共识，也能抵制由中国主导的新型国际架构。
其次是角色定位的错位。
印度尚未成为上合议程的制定者，也没有找到稳定、清晰的组织角色，却已然成为了内部“搅局者”。在“协商一致”原则下，印度能够通过反对或保留意见影响上合组织议程推进，随着21世纪初以来美印关系日益紧密，在客观上为美国介入并牵制上合组织提供了便利。即便特朗普第二任期以来美印关系急转直下，美国对印预期变成“为自身续命的血包”，并通过惩罚性关税等方式不断施压，印度战略界仍难以从对美关系的旧梦中抽身。
莫汉正是利用了这一角色，试图明确美印关系韧性的边界，警示美国若继续施压，莫迪政府或将被迫向中国作出让步，包括停止在上合组织中发挥平衡调节作用。当面对印度在上合组织中表现出的分裂与自我矛盾，印度学者们辩白道，此乃印度刻意保持的“略显疏离的成员”地位，虽有参与，却并未真正融入其中。印度前外交官巴德拉库马尔（M. K. Bhadrakumar）对此尖锐嘲讽称，莫迪“似乎对上海精神一无所知”，而是通过暗喻来攻击巴基斯坦和中国，这些言论固然迎合了其国内反穆斯林和仇华势力，却削弱了上合组织的凝聚力，并为美国“印太战略”提供了便利。
结 语
尽管印度战略界有关“上合无用”的论调呼声不断，甚至有声音要求“另起炉灶”，打造印度版“上合”，但主流观点并不支持直接退出，而是要求印度继续利用上合平台拓展多边外交空间。
2025年，莫迪时隔七年再次访问中国，出席上合组织天津峰会，与中、俄领导人同框互动、谈笑风生的画面引发国际舆论广泛关注。2026年，印度又参与通过《比什凯克宣言》，其中包括谴责对伊朗境内军事打击的相关表述，本质上仍是为了维持印度“在场”。在话语层面，印度愿意为上合组织提供包容性、文明多元和全球南方团结的规范性叙事，在实践层面，其参与程度常常取决于对华、对巴和对美关系的变化。
印度将这种有选择地参与行为解释为一种“力求在理想主义与现实主义之间取得平衡的努力”，并力图将自身塑造为东西方共同争取的中立核心。然而，当问题转向能够为上合组织投入何种资源、接受何种协调、提供何种共同收益时，印度却未能形成一致的回答。
归根结底，印度自始至终并未真正将上合组织置于外交优先位置，因而也尚未在其中找到一个与其大国抱负相匹配的角色。与其不断追问“上合组织能为印度做什么”，印度战略界更应回答的是“印度准备为上合做什么”。
若一个自称正在崛起并谋求全球领导地位的大国，主要将多边组织主要视为保留在场权、制衡竞争者和经营第三方关系的工具，却不愿为共同安全与地区发展承担相应成本，那么正在递减的未必是上合对印度的效用，而更可能是印度作为成员国对上合组织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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