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盟共同体建设走到哪一步了？
作者 | 李枳蒲 云南大学周边外交研究中心研究助理
罗圣荣 云南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东盟共同体由政治安全共同体、经济共同体、社会文化共同体三大支柱构成。从2015年东盟共同体正式宣布建成至今，十余年间，东盟共同体建设的制度框架逐步完善。2025年5月，第46届东盟峰会在吉隆坡举行，东盟各国领导人通过了《东盟共同体愿景2045》，主题为“具有韧性、创新性、活力且以人为本的东盟”，涵盖政治安全、经济、社会文化和互联互通四大领域，并将机构能力建设作为跨领域的重要支撑。同年10月，第47届东盟峰会举行，东帝汶正式加入东盟，东盟成员国增至11个。
2026年是《东盟2045：我们的共同未来》及其战略计划进入实施阶段的第一年，东盟领导人重申持续推进共同体建设。三大支柱建设进展如何，实际效果又如何？
政治安全共同体（APSC）：制度框架最成熟
作为东盟共同体的三大支柱之一，政治安全共同体的目标是建设一个和平、稳定、安全的东南亚。它以《东盟宪章》《联合国宪章》及国际法为基本原则，聚焦和平解决争端、加强法治、强化东盟中心地位、应对跨国犯罪和网络安全挑战、维护南海和平稳定等议题。2025年通过的《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战略计划》设定了九项战略目标，为政治安全合作提供了完整的制度框架。截至2025年底，APSC蓝图2025的290条行动线中，289条已采取行动，实施率达99.6%。东盟主导的东亚峰会、东盟地区论坛、东盟国防部长会议及扩大会议等机制，构成了多层次的对话与合作网络。其中，战略目标7专门针对南海问题，明确提出“致力于将南海建设成为和平、稳定、繁荣与可持续发展之海”，并强调依据国际法包括1982年《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和平解决争端。
总体来看，政治安全共同体的建设成果更多体现为规则体系、合作机制和对话网络的持续完善，因此其制度化程度在三大支柱中最高，但成果更多体现在规则和机制层面，而非可量化的经济数据。
经济共同体（AEC）：一体化成果显著
经济共同体是东盟一体化进程中进展最显著的领域。
根据《东盟经济共同体战略计划2026-2030》，自2015年成立以来，AEC已发展成为高度一体化且凝聚力强的经济共同体，其目标是构建单一市场与生产基地，促进商品、服务、投资、资本和技能劳动力的自由流动。截至2025年底，AEC蓝图2025的3867项活动中，87%已完成（3379项），另有11%仍在推进。98.6%的关税税目已实现零关税，东盟内部贸易持续占据东盟总贸易额的五分之一以上。据估算，AEC举措累计带来约1.1万亿美元增加值，相当于东盟累计GDP提高约5%，并创造约400万个就业岗位。
新冠疫情后，东盟服务贸易强劲复苏，制造业和数字化进程加速推进。若《东盟数字经济框架协议》成功实施，到2030年数字经济潜在规模预计翻番至2万亿美元。东盟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持续上升，正致力于到2045年成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
社会文化共同体（ASCC）：成果丰富扎实
经济共同体的成果可以用数据衡量，社会文化共同体的进展则更多体现在制度落实层面。
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坚持以人为本、以民为中心。ASCC蓝图2025的109项战略措施全部得到处理，其中既包括已完成的措施，也包括仍在推进的措施。2025年通过的《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战略计划》设定了12项战略目标，涵盖关怀社区、人口红利、健康东盟、共享身份等议题，战略重心已从“建成共同体”转向“维持和创新”。
在具体领域，东盟持续推进全民健康覆盖，加强公共卫生应急体系建设，建立东盟公共卫生突发事件和新发疾病中心；教育领域，东盟大学网络不断扩展，职业教育与技能培训合作持续深化；妇女和青年赋权被纳入主流议程，东盟妇女维和人员网络正在建立；体育合作方面，东盟传统体育运动会和体育产业合作稳步开展。可以说，社会文化共同体在三大支柱中进展最为扎实。
共同体的成色：制度之外，短板仍存
东盟共同体在制度建构层面取得了实质性成果。但制度框架的完成，并不意味着共同体的实际效果已经达标。
APSC蓝图实施率99.6%的统计，针对的是“已启动相关工作的行动线”，而非“已完成的目标”。东盟官方终期审查同时指出，机构能力方面的进展被一些成员国评价为“进展有限”，面对日益复杂的区域环境，需要“更敏捷、资源更充足、协调更好的机制”。
不干涉内政与协商一致原则限制了东盟对成员国施加实质性约束的能力，缅甸问题即是典型例证。受上述原则和制度能力限制，东盟主要通过政治斡旋、对话协调和人道援助推动问题缓和。这两项原则维持了团结，但也制约了共同体的深化。2025年通过的《东盟政治安全共同体战略计划》明确提出要“完善决策机制”，实施《东盟峰会决策过程议事规则》。东盟自身也意识到制度执行不足，正在探索在不放弃基本原则的前提下提升决策效率的路径。
其二，内部发展差距仍未弥合。
东盟成员国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基础设施存在短板，监管体系差异较大。东帝汶的加入进一步放大了这一挑战。
2025年10月，东帝汶正式成为东盟第11个成员国，这是东盟自1999年以来的首次扩员。但东帝汶是联合国认定的最不发达国家，其经济结构单一，抗风险能力不足，与不少成员国存在显著发展差距。联合国2024年三年期审查认为，东帝汶已不再满足最不发达国家“毕业”标准，因此其“毕业”程序中止。扩容体现了东盟的包容性，但也将考验东盟一体化模式的有效性。
其三，除发展差距外，民众认同的培育同样滞后。
落实率领先，并不意味着共同体意识已经普遍建立。东盟社会文化共同体战略计划明确提出“培育东盟认同感，增强东盟各国人民的归属意识”。然而，相关调查表明，东盟精英层对共同体建设的关注度较高，而普通民众虽然对东盟组织本身具有较高知晓度，但对共同体及其三大支柱的深入了解仍较有限。制度层面的共同体框架已经建成，但民众层面的“东盟认同”仍处于持续培育阶段。“以人为本”能否从愿景承诺走向日常感知，取决于共同体能否让普通民众切实感受到制度带来的改变。
总体来看，三大支柱的制度框架已基本成型，东帝汶的正式加入更使东盟在成员构成上实现了对东南亚所有主权国家的覆盖，这是制度建构层面的又一里程碑。但从共同体成色看，政治安全共同体的制度执行不足、经济共同体的内部发展差距、社会文化共同体的民众认同滞后，仍是亟待解决的问题。2026年，2045愿景进入首个战略规划实施周期的开局之年。东盟推进共同体建设的集体意志再次得到确认。东盟共同体不缺制度，缺的是让制度为普通民众所感知的路径。其前景，取决于制度能否从文件落实到民众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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