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死亡铁路”重见天日 泰缅铁路申遗为何值得支持？

作者 | 马竣龄金砖国家智库合作中方理事会常务理事

　　　余海秋云南省社会科学院泰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泰缅铁路全长415公里，连接泰国曼谷与缅甸仰光，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军国主义为支撑侵略战争、打通东南亚陆路补给线而强迫修建的战略铁路。

1942年6月，日军强征约6.2万名盟军战俘和约35万东南亚劳工，在原始丛林和悬崖峭壁间同时开工。原计划6年才能完成的工程，在日军的刺刀威逼下被压缩至16个月。工程期间，战俘和劳工每日工作16至20小时，因酷刑虐待、热带疾病、饥饿和营养不良，总死亡人数超过15万。平均每修建10米铁路，就有两到三人付出生命的代价。英国战俘保罗·邓肯的回忆令人心碎：“他们在刺刀和竹棍的威逼下被迫劳动，死亡、营养不良和疾病始终如影随形。”

这段历史之所以值得被世界记忆，不仅因为它记录了战争的残酷，更因为它是一个多民族、多国家共同承受苦难、共同面对创伤的集体记忆。修建铁路的受害者中，有来自英国、澳大利亚、荷兰、美国的盟军战俘，也有来自泰国、缅甸、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中国等亚洲国家的劳工。这条铁路沿线的每一根枕木、每一段铁轨，都浸透着不同肤色、不同国籍、不同信仰的人们的血泪。它不属于任何一个国家独有的记忆，而是人类文明史上战争与和平、暴力与人道、侵略与反抗交织而成的共同叙事。

然而，泰缅铁路申遗并非毫无争议。日本媒体曾担忧，以“死亡铁路”之名申遗可能影响日泰关系。有日方人士担心，这会让泰国在历史问题上与日本“摩擦加剧”，这种担忧恰恰暴露了一个深层问题：当历史记忆涉及多国责任时，如何平衡事实陈述与国际关系？泰国政府的回应值得深思。在申遗听证会上，泰方明确表示，推动泰缅铁路申遗“是为了让人类不再犯同样的错误”。支持申遗者指出，申遗并非指责某一国家，“历史事实就是如此，这一名称在国际上已被广泛接受，是合适的提法”。这一立场表明，泰国推动申遗的出发点不是追究历史责任的政治工具，而是面向未来的教育使命。

事实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设立世界遗产和世界记忆项目的初衷，正是要“促进文化遗产利用，提高人们对文献遗产重要性的认识”。世界记忆遗产的价值不在于评判历史的对错，而在于让历史本身被看见、被记住、被思考。正如中国近年入选《世界记忆名录》的《少林寺碑碣》和《布施锡兰山佛寺碑》所展现的那样，文献遗产“反映着历史上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对话”，“有助于丰富世界记忆遗产的多样性、展现人类文明的和谐共生”。

首先，要超越“历史责任论”的单一框架，回归人类共同记忆的价值本位。泰缅铁路申遗不应被简化为“谁对谁错”的历史审判，而应被理解为全人类共同面对战争创伤、共同守护和平记忆的文化行动。这条铁路的修建者是日本军国主义，但承受苦难的是多个国家和民族的人民；战争的发动者是少数侵略者，但战争的教训属于全人类。中国一贯主张“以史为鉴、面向未来”，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泰缅铁路申遗，铭记历史不是为了延续仇恨，而是为了不让悲剧重演。

其次，要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引领，推动区域国家在遗产保护领域的深度合作。泰缅铁路涉及泰国、缅甸、英国、澳大利亚、荷兰、美国以及多个东南亚国家，它的申遗和保护天然具有跨国属性。中国作为亚洲大国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积极成员，可以在技术援助、经验分享、联合研究等方面提供支持。近年来，中国与泰国在文化遗产保护领域已有良好合作基础，中国专家曾系统介绍北京中轴线申遗经验，泰国学者也曾就大城府遗产保护作专题报告。这种文明对话与经验互鉴的机制，完全可以拓展到泰缅铁路申遗的进程中。

再次，要将申遗视为推动历史教育、促进民间交流的重要契机。泰缅铁路博物馆、北碧盟军战俘公墓、地狱之火关口纪念堂等设施，已经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申遗成功将使这些场所获得更高的国际关注度，成为开展二战历史教育、增进各国人民相互理解的平台。中国可以鼓励学术机构、博物馆、教育部门与泰方开展合作，共同挖掘泰缅铁路历史中的多元叙事，让不同国家的人民，包括当年战俘和劳工的后代，在这段共同记忆中相遇、对话、和解。

最后，要在国际舆论场上为申遗营造理性、建设性的氛围。事实上，支持泰国申遗，是基于对人类共同记忆的保护和对历史教训的珍视，而非针对任何国家的政治表态。

文献遗产是文明的“记忆底片”。泰缅铁路这段承载着15万人生命代价的历史，不应该被时间的水流重新淹没，无论是字面意义上水库的淹没，还是隐喻意义上集体遗忘的淹没。当泰国政府推动这条铁路走向世界遗产的殿堂，它实际上是在邀请全人类共同凝视一段沉重的过去，并从中汲取走向和平未来的勇气。

“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泰缅铁路申遗的价值，正在于让战争记忆成为全人类共同的教科书。在这本教科书中，没有胜利者的傲慢，也没有失败者的屈辱，只有对生命的敬畏、对和平的渴望、对历史的诚实。

策划：祖红兵韩成圆

编辑：韩成圆

排版：李涛

审核：张若谷罗蓉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