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衡边缘的印度“大国外交”

　　由于美国的大力推动与印度的有意迎合，“四方安全对话”出现了“集团化”和“军事化”趋势。这其中，也折射出印度“大国外交”在失衡边缘的彷徨与挣扎。

　　美日印澳“四方安全对话”（QUAD）3月12日举行首次领导人峰会。峰会之后的3月18~19日，美国国防部长劳埃德·奥斯汀访问了印度。奥斯汀是拜登政府上台以来首位访问印度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

　　迹象表明，由于美国的大力推动与印度的有意迎合，“四方安全对话”出现了“集团化”和“军事化”趋势。这其中，也折射出印度“大国外交”在失衡边缘的彷徨与挣扎。

　　军事合作机制化加速

　　2007年5月，在时任日本首相安倍晋三的建议下，“四方安全对话”机制正式启动，澳大利亚也于同年受邀参加了“马拉巴尔”海上联合军演（美印两国1992年发起，日本海上自卫队2007年首次应邀参加演习，自2015年起成为正式成员）。2008年2月，由于担心激怒其他国家，澳大利亚陆克文政府宣布单方面退出，印度也因类似担忧而态度消极，“四方安全对话”并没有真正建立起来。

　　之后的10年，印度和澳大利亚心态复杂，美日印澳“四国安全对话”几乎处于半停滞状态。近年来，澳大利亚曾多次表达重返“马拉巴尔”军演的意愿，都被印方拒绝。2018年莫里森政府上台后，澳大利亚对“四方安全对话”的态度由谨慎转向积极。2019年9月，美、日、印、澳利用联合国大会间隙，首次举行四国外长级“四方安全对话”，对话内容显示，印度似乎有意激活该机制。

　　2019年11月，印美首次在孟加拉湾举行了“老虎凯旋”三军联合演习。2020年2月特朗普访印期间，也曾与莫迪讨论了“四方安全对话”。2020年9月和10月，美日印澳外长先后在纽约和东京举行“四国安全对话”，重点讨论了“自由与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问题。紧接着11月，四国时隔13年后齐聚孟加拉湾，举行了第24届“马拉巴尔”军演。印度与美日澳基于“四方安全对话”的军事化合作迈出实质性的一步。

　　近年来，印度基于与美国签署的《整体军事信息安全协议》（2002年）、《后勤交换协议》（2016年）、《通信兼容与安全协议》（2018年）以及《地理空间合作基本交流与合作协议》（2020年），已具备了所谓美国盟友应有的特权。同时，印度不仅支持澳大利亚重返“马拉巴尔”演习，还与莫里森政府签署《后勤支持协议》，使两国能够相互使用对方的军事基地进行补给，深化了双边军事合作。

　　当前，“四方安全对话”不仅被炒作为一个基于共同价值观的所谓民主联盟，更有一些媒体将其解读为拜登政府意欲打造的“亚洲版北约”。

　　印度从谨慎到迎合

　　无论是在美国主导的所谓“印太战略”还是“四方安全对话”中，印度都是美国重点拉拢的对象。一定程度上，“四方安全对话”的发展态势以及成功与否，不仅取决于美国的推动，更取决于印度的参与程度。

　　莫迪对“四方安全对话”的表态一开始较为谨慎。2018年6月，他在第17届香格里拉对话会上表示，“印度洋-太平洋不是一个战略概念，而是一个地区概念，包括地理意义上的所有该地区国家以及其他在该地区有利益的国家”，之后，他不止一次强调，印度在“四方安全对话”上不针对任何特定国家。

　　随着拜登政府的上台，莫迪对“四方安全对话”的态度由“谨慎”转向“迎合”。究其战略考量，主要有两大动因：一是有助于印度实现在印度洋制衡中国影响力的战略目标，这与美国主导并推动“四方安全对话”在战略目标层面具有一致性；二是有利于加速印度的国防能力建设，并最大化实现印度的经济利益。

　　当前，“四方安全对话”以军事与安全合作为主，并不是一个正式的联盟。有分析认为，考虑到印度方面的关切，拜登政府似乎正试图在“四方安全对话”中注入经济元素，包括声称要将生产链的中心从中国转移到印度。

　　在“四方安全对话”领导人峰会期间，四国还发起了“疫苗倡议”，帮助印度进一步扩大疫苗生产能力。美国计划让印度生产包括美国强生公司（疫苗）在内的疫苗，以实现2022年年底向亚洲输送10亿支新冠疫苗的目标，美国、日本和澳大利亚都将为此计划提供资金支持。

　　美印各自的小算盘

　　不过，印度与美国在“四方安全对话”上的战略分歧难以弥合。莫迪深知，美国对印度的重视，除了意图通过深化国防合作增加武器出口，以及帮助提高印度“净安全提供者”的能力之外，更源于印度拥有地缘和实力上的“利用价值”。

　　美国真正追求的是，使印度成为制衡中国的一个重要倚重对象。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积极推动“四方安全对话”，努力将印度拉入己方阵营以组建针对中国的联盟。

　　莫迪对此心知肚明，他并不愿看到因“四方安全对话”而使中印关系进一步复杂化。在印度的战略选择中，既存有不想沦为美国战略棋子的戒心，也有在中印竞争中为自己留有转圜空间的考量。具体在“四方安全对话”选择上，“若即若离”的大国平衡外交，有利于印度获得更多战略收益，这也是印度强调“灵活性”和“战略自主”的主要原因。

　　当前，“四方安全对话”的具体走向依然存在不确定性，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印度的战略选择在很大程度上将影响“四方安全对话”的未来走向，印度深知这一点，并将适时加以利用。

　　“失衡”边缘的印度抉择

　　在世界舞台上，印度正处于被大国争相拉拢的地位。从目前的世界格局和发展趋势来看，这种外交环境还将持续一段时间。不过，美俄在印度武器进口市场的激烈竞争、美国对华战略焦虑导致的中美战略与经济竞争常态化趋势，以及印度对华不断加剧的安全忧虑等，也将使印度的“大国外交”政策面临艰难抉择。

　　过去，“摇摆”是印度“大国外交”的常态，最终往往收敛于平衡。而当前，印度在“四方安全对话”问题上正表现出明显的迎合态势，这种迎合态势如果持续，产生的“惯性”不仅将进一步驱使“四方安全对话”向“QUAD+”和集团化方向发展，也会对印度追求战略自主产生无形的“约束力”。

　　这种“约束力”同时将增加印度在中美之间“选边站”的压力，使印度一直以来追求的大国平衡外交处于“失衡”边缘。也因此，面对“四方安全对话”，莫迪在迎合的同时，保持了一定的谨慎姿态。

　　无论如何，由美国主导、印日澳不同程度追随的“四方安全对话”甚至“QUAD+”，如果以排斥中国和制衡中国影响力为主要目标而加以推进，带来的只会是地缘战略竞争下的冲突与安全环境的恶化，其所谓的塑造一个“印度洋和平区”及一个繁荣、安全与稳定的“印太地区”，更是自欺欺人。

　　（作者系云南财经大学印度洋地区研究中心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