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经沧桑情犹热

　　读完王湜华的《俞平伯的后半生》（花山文艺出版社2001年9月版），掩卷思之，感触颇深。本书详述了俞平伯在1954年后思想、学术、生活等方面的经历，着重从他的学术生涯中，展现其精神世界和学者风采，深度剖析其治学与心境的巨大转变。作者王湜华乃俞平伯好友、著名历史学家王伯祥的哲嗣，故书中多有他与俞平伯的交往事迹的记叙，忘年之情感人至深。俞平伯后半生的个人经历，是他们那一代高级知识分子的缩影，与新中国的历史发展进程紧密相连，历尽沧桑，备尝艰辛，但真情犹热。

　　本书一开始就以一篇《难以忘怀的1954年》作为俞平伯后半生的开端，俞时年55岁。也就是说，俞平伯的前半生和后半生的分界线是1954年。早在新中国刚刚成立时，作为正直的高级知识分子，俞平伯是想也是真心实意地为社会主义建设和革命服务，表现之一就是根据别人的意见，修改了他研究《红楼梦》的专著，并将其由原来的《红楼梦辨》改名为《红楼梦研究》付梓出版。不料，1954年9月，以山东李希凡和蓝翎的《关于红楼梦简论及其他》一文为开端，在全国掀起了批评《红楼梦》研究中唯心主义的运动，俞平伯首当其冲，成了批判的主要对象。这年10月16日，关于《红楼梦》研究的批判运动正式拉开序幕。俞平伯先后八次在批判《红楼梦》研究中资产阶级的唯心论倾向会议上不断发言检讨。一时，以胡适为代表的“新红学”几乎成了反动的代名词，俞平伯的最大悲哀之一是后半生始终无法摆脱那个与胡适之间的“等号”。这场批判运动的名称叫批判胡适资产阶级唯心论，具体落在《红楼梦》研究上，可胡适在国外，于是，俞平伯就成了近在眼前的靶子。批判除了写文章外，就是开会，俞平伯也被传唤到会。这一过程有两个后来也屡试不爽的做法，一个是俞平伯的讲话，先是叫发言，后来叫检讨；一个是对他的称谓，先是后缀以先生，后是直呼其名。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俞平伯问题的性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结局自然不妙。

　　“学术权威”俞平伯因为写了《红楼梦研究》被“小人物”李希凡和蓝翎逮住尾巴，又被上面领导重视，就和胡适挂起钩来，受到全国性的批判。但是，他和后来被打成右派的人终究有区别，在开始时可以继续参加社会活动，如1959年春加入了由人大和政协组织的到江南一带的巡视。他和老友叶圣陶等同行，最后一站是他们的老家苏州。可在将入苏州时，俞平伯独自离队去了南京。后来人们才知道，他是去鸡鸣寺凭吊亡友朱自清的。说起朱自清，我最先记起的是他和闻一多都有傲骨，闻是拍案而起，朱是不食嗟来之食，后来记起的就是他的散文，如《荷塘月色》《背影》《桨声灯影里的秦淮河》等。其实，俞平伯当年和朱自清同游秦淮河后，也写了一篇散文，和朱的题目一样。只是俞平伯在1949年后和朱自清的命运不一样，朱自清的那篇人们耳熟能详，而他的那篇就湮没无闻了。南京曾是六朝古都、金粉之地，进入民国后，那一带尤其是秦淮河畔，犹有旧时的流风余绪。朱自清和俞平伯作为青年学子，骨子里有着中国文人固有的做派，其荡舟秦淮河，吟咏风月是应有之举，文章自然也写得旖旎蕴藉，堪称美文。1949年后，俞平伯一直住在北京，离南京比较远，而那次巡视正好是江南一带，趁隙回转南京，甚是便利。何况亡友遗踪在旁，且思念切切，俞平伯就不愿错过了。在南京凭吊后，俞平伯也留下了文字。

　　1966年夏，俞平伯这个早在12年前就被批判的“反动派”自然难免抄家。其外孙韦柰所写《俞平伯的晚年生活》（1990年第4期《新文学史料》）中有详细的描述，包括俞平伯夫人许宝驯被剃阴阳头，其母被穿上寿衣，俞平伯夫妇被强迫跪在地面，作号哭状。随后是干校、地震……二十多年艰难岁月，俞平伯夫妇以豁达心境共同熬过。可惜许宝驯夫人于1982年2月先谢世，六十四载岁月，俞平伯看似表面镇定，实则早已欲哭无泪形同木立了。许宝驯夫人生病住院时，俞平伯就写了22封信给她，及至去世后，20首悼亡诗足表心迹，不忍卒读。关于丧事，俞平伯主张从简，骨灰安放在卧室内。1977年，俞平伯早已酝酿的纪念结婚六十周年的长诗《重圆花烛歌》让人动容，长诗也算六十年来往事的某种形式的回忆。通过他内弟许宝骙《俞平伯先生<重圆花烛歌>跋》可以知道，在这类似传记的长诗中，未提一字《红楼梦》，只因他后来不愿意别人叫他“红学家”。

　　1990年10月15日，俞平伯临终前用颤抖的手写了勉强能辨认的字，一纸写：“胡适、俞平伯是腰斩红楼梦的，有罪。程伟元、高鹗是保全红楼梦的，有功。大是大非！”另一纸写：“千秋功罪，难于辞达。”回首再看当年批判种种，于心何忍。当年俞平伯写完《红楼梦辨》后，书稿两次失而复得，冥冥之中似有命运的安排，若无这样的安排，他的后半生也不至如此了。

　　作者：毛本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