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学家的书房 | 《斯韦：一个柬埔寨高棉村庄》

首页新闻观点文旅

中文 > 内容

By Li Tao| 云桥网|

作者 | 李伟华，云南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

真实的柬埔寨是什么样？我们应该怎样理解柬埔寨社会？

在当代中国人的认识中，柬埔寨常常是高度“符号化”的：远有风光一时的古代文明高棉帝国，近有“老朋友”西哈努克亲王……

然而，要了解一个国家和社会，深入走进它、仔细观察它的肌理与脉络，是不得不迈出的一步。《斯韦：一个柬埔寨高棉村庄》就是这样一本帮助我们认识现当代柬埔寨的必读人类学作品。

2024年出版的《斯韦：一个柬埔寨高棉村庄》中文版

东南亚向来是人类学研究的热点地区。20世纪中叶，美国人类学家劳里斯特·夏普(Lauriston Sharp)前往泰国中部农村，观察当地社会结构；让“内卷”概念第一次广为人知的克利福德·格尔茨(Clifford Geertz)也开始了对印尼农业经济发展模式的比较……柬埔寨作为“吴哥遗迹的守护者”，却长期被西方学者忽视，直到美籍日裔女人类学家艾比哈拉(May Mayko Ebihara)的出现。

艾比哈拉在柬埔寨

艾比哈拉没有把目光放在少数民族或古代文明身上，而是将民族志方法应用于现当代高棉社会研究。她的研究成功地将柬埔寨高棉人纳入了全球农民学研究的范畴，并将其与泰国、老挝、缅甸等低地佛教社会（Lowland Buddhist Society，特指东南亚中南半岛低地/河谷平原，以南传上座部佛教为核心信仰，与农耕文明、王权政治、社群伦理深度融合的社会形态）进行系统化横向对比。

艾比哈拉是20世纪60年代前后，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系黄金时期成长起来的人类学学者。她的导师包括大名鼎鼎的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康拉德·阿伦斯伯格(Conrad Arensberg)以及莫顿·弗里德（Morton Fried）。他们赋予了艾比哈拉敏锐的观察力与严谨的系统思维。1959年至1960年，正值西哈努克亲王治下的相对和平时期，艾比哈拉深入干丹省一个世代种植水稻的小村庄斯韦(Svay)，进行为了期一年的田野调查。

婚礼上的艾比哈拉（右）与丈夫马文·盖尔范德（Marvin Gelfand）

书中，艾比哈拉构建出一个全景式的社会模型。她通过对村庄内部运作细节的精密解剖，揭示了高棉农村社会既非全然封闭，也非简单散漫的复杂特性。

艾比哈拉在书中详细考察了高棉人的亲属组织。与某些具有严密宗族结构的东南亚群体不同，斯韦村的主要特征是双系继承（即同时从父系与母系继承权利与义务），以及核心家庭主导。她指出，尽管村庄内部存在较强的认同感，但这种社会结构本质上是灵活的，个体在建立社会支持网络时具有相当大的自主权。

1960年，艾比哈拉（中）与斯韦村的女性在一起

在社会地位方面，艾比哈拉打破了关于传统农民社会“绝对平均主义”的迷思。她通过引入“贡发爷爷”(Grandfather Kompha)这一关键线人，揭示了村庄内部非正式权威的运作机制。贡发爷爷虽无官方头衔，却是村庄公共活动的决策核心，负责调解纠纷、监督祭祀。这种基于年龄、道德声望和宗教资历的非正式层级，为理解当代柬埔寨地方政治中的权力运作提供了重要的历史镜像。

书中对经济活动的记录尤其详尽，特别是关于水稻耕作这一核心产业。艾比哈拉不仅记录生产技术，更深入探讨了劳动力的动员方式。在斯韦村，一种被称为“交换劳动”(Reciprocal Labor)的制度在繁忙的插秧与收割季节发挥着关键作用。

今日的斯韦村

这种互惠网络不仅是生产性的，更是社会信任的基石。然而，艾比哈拉在田野中敏锐地察觉到，即便在和平时代，村庄内部也存在着由于贫富差异、资源分配的不均造成的微妙的不信任感与社会隔阂。这一观察挑战了后来许多学者的观点，即认为柬埔寨社会的低信任度完全是红色高棉暴行的后果。艾比哈拉提示我们，要解决现实中的治理与犯罪问题，必须潜入更深层的社会历史脉络，深度理解权力结构（如“贡发爷爷”角色）的必要性与运作逻辑。

作为上座部佛教国家，宗教在斯韦村不仅是信仰，更是一种社区组织形式。艾比哈拉详细分析了寺庙作为社交中心的角色。僧侣不仅是精神领袖，也是知识的传递者和社区事务的见证者。通过对怀孕、出生、剃度、死亡等事件，佛教教义与万物有灵论相融合，共同塑造了高棉人的世界观。

斯韦村村名为庆祝今年宋干节进行布置

历史最喜欢开玩笑。艾比哈拉于1960年完成田野调查后返回美国。十年后，柬埔寨内战爆发，国家陷入近30年的持续动荡，学术活动几近停滞。艾比哈拉的作品，则意外成为了一份关于“失落记忆”的忠实记录，成为一座弥合“旧柬埔寨”与“新柬埔寨”的桥梁。

当1989年柬埔寨重新开放时，许多西方和柬埔寨学者发现，如果不阅读艾比哈拉的作品，几乎无法正确评估战争对这个国家造成的破坏。艾比哈拉1959年记录下的数据，成为了测量柬埔寨“社会断裂”程度的重要基准。例如，她记录的战前村庄死亡率、家庭规模和人口结构，与战后的惨状形成了鲜明对比。在斯韦村，她曾经认识的139名村民中，有70人（50%）死于波尔布特时期，包括她当年的养父母。